万喆表示：中欧经贸矛盾并非单纯的贸易逆差问题，双方存在多重分歧。其一为贸易平衡与产能认知分歧。欧盟将对华巨额贸易逆差视为核心关切，指认中国产能过剩，试图通过自愿出口限制、配额、价格约束等手段限制中方出口，寻求贸易再平衡；中方则认为，贸易顺差源于全球产业分工、市场需求与比较优势。其二是绿色产业贸易摩擦，电动车、光伏、电池领域矛盾最为尖锐。欧方频频发起反补贴、反倾销调查，借助产业安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；中方认为，欧盟将产业竞争安全化，以补贴为名滥用贸易救济，实质是保护本土产业。其三是关键矿产与市场准入分歧。欧盟希望稳定获取稀土、锂等关键原材料；中方则关注欧方在高端设备、半导体、工业软件方面的出口管制。在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领域，欧方要求扩大对华市场开放，中方坚持对等原则，反对单边高标准施压。双方底层理念之争，在于经贸议题是否应当泛安全化。欧盟在“去风险”框架下将经贸与安全绑定，中方主张经贸问题回归经贸本身，反对泛安全化与阵营化。中欧经济依存度高，具备管控摩擦的动力，新磋商平台存在局部妥协空间，绿色转型领域也有规则对接的共同利益。但欧盟内部诉求分化、决策受限，产业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，叠加美欧同盟等地缘因素干扰，本轮磋商短期很难达成一揽子协议，存在局部阶段性成果、缓和摩擦的可能。中长期，中欧将进入竞争常态化、优先管控危机、小范围务实落地的长期博弈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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